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刑八新增）

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行为。这是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

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行为。这是刑法修正案八的新增罪名，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自此，我国刑法商业贿赂犯罪体系中又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犯罪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在本罪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首先应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认定外国公职人员与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一、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司法认定的基础定位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中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等术语进行了解释。根据《公约》的规定，外国公职人员系指外国无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以及为外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行使公共职能的任何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系指国际公务员或者经此种组织授权代表该组织行事的任何人员。有关海外商业贿赂案件刑事司法过程中，可以参考《公约》的相关术语解释。

然而，上述规定中的“公共机构”、“公营企业”、“公共职能”、“国际公务员”等均没有直接对应的国内法规范判断依据，我国司法机关必须作出细化分析，使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解释规则在实务中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刑法解释的基础定位应当是:参考《公约》术语规定，结合我国刑法原理与司法实践，根据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的特点，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进行准确认定。

二、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

判断外国公职人员的身份性质，不能受传统职务犯罪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要件约束，应重点从相关雇员隶属的公共机构以及其具体实施的职能是否具有公务属性的实质角度进行司法判断。

立法、行政、司法机构属于公共机构，只要其隶属人员实施的行为属于行使公共职能，就应认定为外国公职人员。

公营企业中的外国公职人员更难认定。这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

(1)公营企业定性困难。在世界各国的公司治理实践中，国家资本出资设立的企业包括国有资本全资拥有、控股、参股、不直接持股但实际控制等多种形式，究竟何种国家资本出资企业的形式属于公营企业，各国的司法实践均存在疑问。

(2)公共职能辨识困难。企业本质上是市场中的平等经营主体，究竟何种经营行为能够认定为公共职能属性，同样存在疑问。对此，笔者认为，公营企业中外国公职人员的认定应当采取限制性解释，即公营企业是指外国国家资本全资拥有的企业，其中的外国公职人员应当限定为履行公营企业管理职能的雇员。

三、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认定

国际公共组织是具有国际性公共事务管理行为特征的组织，是依据其缔结的条约或其他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有一定规章制度的常设性机构。是否提供国际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际公共组织的根本属性，政府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形式划分并不影响国际公共组织的性质认定。因此，在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中，国际公共组织包括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

《公约》将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归纳为国际公务员与经国际组织授权行事者两种类型，这对实务中认定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国际公务员是指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工作、从事各类国际性公共事务的人员，其职务高低、合同年限等均不影响国际公务员的身份性质。经国际组织授权行事者不是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但由于国际组织授权其代表国际组织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在法律认定上应视为国际组织官员。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追诉立案标准参照行贿罪立案标准。

犯罪主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26条系统规定了法人责任，即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定法人参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应当承担的责任，法人责任可以包括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因此，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无论是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或单位，还是外国国籍的自然人或单位，只要其实施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之行为，又在我国刑事管辖的范围内，均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主观方面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本罪主观方面是故意，且为具备特定目的之目的犯，即行为人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而实施贿赂行为。所谓不正当商业利益，则应依据外国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以及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作出判断。这些利益可能是应损失的而未损失的，可能是不应得而获得的，也可能是应得而扩大的，例如使资质欠缺的公司获得某国市场的准入资格，使国际公共组织违背标准进行认证等等。

客观方面

根据《公约》的规定，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的贿赂方式为“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实际给予”，贿赂对象为“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这些均可以被我国刑法中行赔罪的客观方面所涵盖，故无必要具体规定。此外，《公约》规定贿赂范围为“不正当好处”，而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贿赂范围是指索取或收受的“财物”，其中包括各种“回扣”和“手续费”，这显然较《公约》的规定为窄。伴随着实践中的新情况，我国刑法理论中传统的贿赂范围即“财物说”已经受到动摇，有观点认为应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大至“财物及财产性利益”;更有观点认为“贿赂”除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外，还应包括如招工转干、提级晋升、安排出国留学、吃喝玩乐、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

此外，我国其他法律中并未将贿赂范围局限于财物，扩大贿赂内容也是我国法制协调完善的必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的《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也明确指出，商业贿赂是指经营者为销售或者购买商品而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该规定还具体明确了贿赂的内容，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其他手段是指提供国内外各种名义的旅游、考察等给付财物以外的其他利益的手段。因此，本文认为我们应响应《公约》的要求，扩大“贿赂”的范围，将财物之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均纳入进来。

犯罪客体

如前所述，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职务廉洁性不应成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因此，本罪的客体是单一客体，即国家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

[刑法条文]

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以财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