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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2-06 06:25:35 浏览:120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坚持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全面落实打防管控各项措施和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监管主体责任,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加强社会宣传教育防范,推进国际执法合作,坚决遏制此类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为关键词之一。
据了解,五年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深挖幕后金主、严惩团伙骨干、全力追赃挽损,检察机关起诉19.3万人,人民法院审结电信网络诈骗及关联犯罪案件22.6万件,一批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2017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利用自制的分析图作有关打击跨境电诈的发言。(资料图片)
一种新型犯罪活动 公安机关不懈打击整治20年
“下猛药,去沉疴。”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北票市尹湛纳希高级中学教科研室副主任刘宏艳在听到今年两高工作报告中从严惩治电信网络诈骗举措时的感受。
多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持续关注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并推动相关立法工作。
公安部2月2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年公安部承办的827件建议提案全部高质量完成,特别是根据代表委员提出的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建议提案,公安部组织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持续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全年立案数同比下降12.3%,破案数同比上升5%。
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区长陈婕看来,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案件数依然高位运行,反诈工作亟须加强且任重道远。陈婕代表建议,人民法院要加大财产刑的量罚力度,深入推进电诈犯罪领域的“打财断血”,斩断“金主”资金链,防止诈骗集团“死灰复燃”。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警务技术一级主任吴微微建议,加大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对刑事案件管辖权进行修改,真正做到以打促防、以打促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湖南公司董事长程伟建议,建立健全涉电信网络诈骗“黑名单”“灰名单”制度,形成统一的“涉诈征信惩戒库”。
电信诈骗犯罪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地区。传统骗术搭乘电信网络技术的便车,犯罪分子以中大奖、交税款为套路,危害台湾地区群众多年。此后,中国台湾地区诈骗集团开始向大陆进行“产业外移”。
和台湾地区地理、文化相近的福建安溪,是大陆最早出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地方之一。安溪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东强说,最初,少数偏远乡村村民利用短信群发器、拨打电话等,发布“刮刮卡中奖”“六合彩特码”等虚假信息,诱骗受害者向指定账户汇款。
在公安机关持续严打下,诈骗分子将窝点转移到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利用可模拟任意号码的网络电话实施诈骗。
层出不穷的“黑科技”为电诈“九头蛇”不断“续命”。
诈骗分子利用通信、互联网、金融等技术手段,远程实施“冒充公检法办案”“杀猪盘”“兼职刷单”等形式诈骗。“资金流”方面,20年间,诈骗分子实现了从ATM机取款、银行卡转移,到现在的对公账户转移三次升级,打击治理难度增大。
“一旦诈骗得手,犯罪分子会迅速将赃款拆分到数个乃至数十、上百个二级、三级账户,层层转账,逃避打击。”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主任陈捷忠说。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副局长孙建国清晰地记得,从2009年6月起,公安部连续部署开展打击电信诈骗犯罪专项行动,指挥协调多省份、多部门、多警种合成作战,破获了一批电信诈骗犯罪案件。比如,2011年6月,“3·10”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告破,59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这是当时我国侦破的最大规模电信诈骗案。
然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升趋势在当时仍未得到扭转。
一位执着的全国人大代表 与电诈“死磕”8年
反诈工作牵动民心。
历届来自公安系统的全国人大代表,包括陈伟才、周俊军、许文有、孙建国、李晴、赵金龙等均高度关注相关议题。
很少有代表像陈伟才那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生涯之一就是与电信网络诈骗“死磕”的历程。
2010年全国两会上,时任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人事处副处长的陈伟才在广东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中“现场说法”,读出了他当时收到的诈骗短信:“爸妈,我和朋友同居被公安抓住,请速去建行打5000元到这个卡……”
“由于犯罪分子使用的是没有任何身份资料登记的手机卡,给案件侦破带来极大困难。”当时,陈伟才建议,全国人大应推动实行手机实名制,预防和打击手机短信诈骗。
很快,国家出台相应政策,从2010年9月1日起,工信部在全国逐步推行手机实名制。
陈伟才当了10年全国人大代表,其中8年围绕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发力。从实行手机实名制,推进运营商、银行担责,加强对公账户、虚拟运营商管理,到呼吁将买卖银行卡入刑、研究逮捕法律适用等,陈伟才提出的各项建议都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和落实。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出台打击治理政策和法律措施,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
国务院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最高法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打击电信诈骗法律适用的意见,各省、市建立反诈中心,银监会、公安部发布诈骗冻结资金返还等规定,央行发布转账“延时令”等。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民革河北省委会副主委崔海霞提交了《关于健全防电信网络诈骗体系的建议》。“公民个人信息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原料’。”崔海霞提出,从源头入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
监管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关键手段。
2016年8月,山东临沂的准大学生徐玉玉因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郁结于心,导致心脏骤停、不幸离世。
一时间,该案引发社会对电信网络诈骗空前关注,也成为治理电诈的重要节点。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中特别增加了惩治网络诈骗的有关规定,对个人信息的收集、保护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当时,从打击治理实践看,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的相关法律规定较为分散,不够明确,针对性不强;实践中一些好的做法和政策文件需要上升为法律规定。
自此,越来越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目光投向立法层面。
2017年,依法惩治电信网络诈骗首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郑杰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建议单设电信网络诈骗罪名,并提高定罪量刑幅度。
2022年7月,山东省曹县公安局民警将在电诈案件中追回的钱款集中退还给受害群众。(资料图片)
一次“小切口”立法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注重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为打击治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21年4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会同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抓紧推进反电信网络诈骗立法工作。
2021年10月19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初次审议。10月23日,草案文本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立法首先应该是建立一个预防预警机制”“建议普及一些反诈骗方面的法律知识”……在湖南长沙杨花村广场上,村民们通过“小区夜话会”畅谈自己对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立法意见。
汇集民心民意,凝聚广泛共识。一条条来自最基层的“原汁原味”“土言土语”的意见建议,直达各级立法机关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202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进行二次审议后,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共有12390位公众提出了28406条意见。经认真研究,社会公众对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在草案三次审议稿中均予以吸收和体现。
2022年9月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经过三次审议出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小切口”“小快灵”立法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更是我国立法机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一次精准发力,成为我国成功运用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注解。
一个新的起点 代表委员持续建言献策
法律的出台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
2022年12月1日,新法施行首日,广东韶关公安机关成功抓获为电信网络诈骗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并按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出行政处罚;湖北襄阳公安机关对为电诈团伙“引流”的某网络公司和8名个人进行行政处罚……
“下一步加强溯源治理、综合治理的执法任务仍然艰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程雷指出,公安机关牵头负责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要完善机制、加强依法打击工作,而如何协调好执法机构之间的决策职能,形成更强合力,也是公安机关重点要关注研究的问题。
反诈未有穷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朱妍提交了一份《关于避免IT青年成为涉诈App“制刀者”的提案》;吴微微代表建议,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为有利契机,成立国家反电诈工作领导小组;崔海霞代表和陈婕代表同时指出,创新推进“全民反诈”宣传,推动全民关注;
……
这是来自全国两会的声音,来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声音,来自人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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